朱淳兵
每年清明时节,最是后人追思先辈动情的时刻。我的老家江西省瑞昌市洪一乡是一块红色热土,诞生了许多革命的仁人志士,我的爷爷朱壁具也是其中一位。他是一名积极的抗日分子,曾经协助中国军队抵抗日军侵略,并与堂弟朱明文在朱湾、余家山、水段、北岭一带组建成立一支地方自卫大队,有效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我的父亲朱钟孝也继承了我爷爷好家风,解放后,积极投身到土地改革、“大办民兵师”的热潮中,并使自己成为了一名全国劳动模范。重温着这种革命家风,更使我有着不同的感怀与铭记。
代表证正面
代表证反面
A、悲惨的童年:8个月丧母8岁丧父
我的爷爷朱壁具,字有成,光绪甲辰年(1904年10月11日)出生在江西省瑞昌市洪一乡朱湾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爷爷的父亲,即我的曾祖父朱美燧,共有兄弟三人,自己排行老大,两个弟弟分别叫朱美烘、朱美炳。曾祖父是老大,最早结婚生子。
爷爷出生后不久,我那只有20刚出头的曾祖母不幸患病,加上当时缺医少药,在我爷爷只有8个月的时候,就撒手人寰,丢下我正值壮年的曾祖父和年幼的爷爷。曾祖母的不幸去世,给我的曾祖父的身心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望着年幼的儿子,曾祖父只能选择坚强,一个大男人既是父亲,又是母亲。
爷爷刚过8岁生日,长期忧郁的曾祖父也倒下了,也是一场不知名字的急病夺去了他年轻的命。8岁的爷爷只得跟随二叔(我的二曾叔公)朱美烘生活。好在我的曾叔婆没有生子嗣,特别喜欢这位侄子。由于我爷爷从小就能说会道、聪明能干,曾叔婆将我爷爷视为己出。可是好景不长,也是一场大病让我这位曾叔婆撒手人寰。
二排右三是朱钟孝
曾叔婆去世后不久,曾叔公朱美烘带着他的侄子,即我的爷爷来到余家山一个丧偶的寡妇(即后来的曾叔婆)同居生活。在余家山生活期间,爷爷帮助二叔放牛、打柴,非常懂事听说;随着年岁的增长,爷爷还学会了耕种田地、扶犁打耙,农村的农活,无一不精。爷爷的懂事和吃苦耐劳,深受曾叔公和后来的曾叔婆的一致称赞和喜爱。
B、 幸福的青年:娶妻生子儿女双全
在余家山生活了近10年后,爷爷已经从一名羞涩的少年成长为一名英俊的青年。苦难的童年,培养了爷爷坚忍不拔的性格。考虑到自己已经成年,就是一名顶天立地的汉子,爷爷决定离开二叔、二婶,回到老家朱湾独立生活。
民国15年(1926年)9月,爷爷回到朱湾生活不久,正值北洋军伐孙传芳派第五方面军陈调元部第二军刘凤图和第五军毕化东率部驻防瑞昌,目的是为了阻止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北伐。10月11日,在国民革命军英勇抗击后,孙传芳部败退瑞昌县城;11月5日,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第六旅何培基部攻占瑞昌县城,并派兵驻防,史称“南北兵”。
父母亲合影
“南北兵”在瑞昌一带的混战,使当地生灵涂炭,百姓生活苦不堪言,真正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此时,爷爷刚与奶奶成家不久,为了躲避兵祸,爷爷不仅要照顾细脚伶丁的奶奶,还要组织和带领村民东躲西藏躲避兵祸。
1931年,我的姑姑朱带娣来到人世,爷爷奶奶都感到非常幸福。虽然家里穷,但好在爷爷能干,把一个小家庭打理得有声有色。1933年,我父亲在爷爷奶奶的东躲西藏中也诞生了。尽管是在逃避战祸,爷爷奶奶为自己儿女双全感到欣慰和幸福。
C、 烽火的岁月:武汉保卫战全面打响
父亲出世后的短暂几年时间,爷爷奶奶过了相对一段平静的日子。
然而,好景不长。民国26年,即1937年底,抗日战争全面暴发,接着是上海沦陷,紧接着又是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南京,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重庆。但是,国民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除了武汉以外,中国大部分大城市几乎都被日军占领,所以日军大本营认为,只要占领武汉,就可以削弱国民政府的统治,最终迫使蒋介石投降!于是决定发起武汉会战!
武汉,地处中国腹地,九省通衢,自古都是兵家必争之地。1938年5月,日军大本营决定一部沿淮河进攻大别山以北地区,由武胜关攻取武汉;另以一部沿长江西进。
为了阻止日军从黄河一线进攻武汉,拖延时间,蒋介石决定在黄河决口,制造黄泛区,迫使日军中止沿淮河主攻武汉的计划,改以主力沿长江两岸进攻。
1938年6月29日,日军使用了化学武器,攻破了江西北部长江上的马当要塞,自彭泽登陆,洞开江西门户,使抗日战争的战火正式燃烧到江西。
1938年7月,父亲只有4岁,日军的炮火就从上海一直烧到江西,烧到我的老家——瑞昌市洪一乡朱湾村。由于奶奶是一双细脚,走不动路,此时的爷爷整天身上背着6岁的姑姑、手里抱着4岁的父亲东奔西跑,还要照顾一双细脚的奶奶以及其他村民四处逃命。
就在爷爷奶奶带着我姑姑、父亲和村民四处逃命的时候,奶奶又生下了我的小叔子,取名朱忠悌,又名朱谱生。由于战乱,缺医少药,不到3岁的小叔子因一场意外的高烧而夭折。
D、积极支持抗日,帮助抢修战地工事
1938年8月至9月,日军第十一军九师团在师团长官告住良辅的率领下,与波田支队联手侵占瑞昌县城,并侵占第一区高丰、洪下、花园、肇陈、乐园、洪一等乡镇。9月30日早晨,日军约一旅团,附山炮8门,企图由张家山、双港桥向西窜犯。中国守军第四师及新三师从洪一余家山、新开山各方包围攻击,使日军受到了重创。
当天,一个日军中队大约60余人窜至朱湾村下边后背的大垴山,在一处山凹里扎营;此时,中国军队就埋伏在该村对面的门口山的山顶上,修起了工事。据村里的老人说,一到晚上,两军对射的子弹,像带着火光的流星,在村里的上空密密麻麻地对射着。
这股日军,晚上就龟缩在大垴山的山顶上,白天就到村里抢东西,什么坏事都干。为了支援中国军队的抗日,爷爷伙同堂弟朱明文一道,带领当地村民协助部队在门口山的山顶上修筑工事,还发动群众为部队送水送粮。
山顶为日军侵占的大垴山
瑞昌市洪一乡朱湾村大垴山
据了解,当时日军的人数相对较少,但武器精良,正面冲突,中国军队根本不是对手。但是,日军对当地的地形并不熟悉,特别害怕夜战。而中国军队武器落后,但擅长夜战,尤其是近距离的枪战或肉搏战,而且惯于使用大砍刀。
为了消灭这股日军,中国军队的一名军官就找到我爷爷商量,要求找一个熟悉路径且身体强健的年轻人晚上带路杀敌。于是,爷爷就安排了自己的堂弟朱壁钲为中国军队带路。
为了麻痹敌人,我军一面让战士不时射击;一面安排100多名军事素质较好的战士,每人手拿一把大砍刀,悄悄地跟在朱壁钲的后面,沿着村边河道,利用半夜时分,从一个名叫“一斛垅”的山沟里找到一条小道,四面包抄这股日军。
由于是晚上,敌人则龟缩在大垴山的山凹里不敢出来,只是做做样子,也不时胡乱地朝中国军队的阵地上乱放几枪。
为了避免在肉搏战中伤到自己的人,中国军队每个人的左手背上系一条白布条,好让大家分辩谁是自己人。
半夜时分,除了几名在山口放哨的日军外,其余日军正在该山凹的一处平地里睡觉,旁边还有几名日军后勤兵正在煮饭。为了不惊扰日军,我军人人口里衔了一截小木棒,防止咳嗽咳出声音。由于山林密,只有两条小路通往山顶,幸好当晚天起了大风,呼啸的风声,即使山林里有点动响敌人也不容易发现。
瑞昌市洪一乡朱湾村死兵垅
大约午夜2时左右,几名手脚麻利的中国军人很快就将几名哨兵干掉。刹那间,一百多百中国军人如同天降神兵,四面包抄,一踊而上,呐喊声、喊杀声、枪声此伏彼起,让睡梦中的日军惊慌失措,有的来不及拿武器就成了刀下鬼,多数日军因为手忙脚乱,吓得往山顶上跑,企图从背面的山沟里逃跑,无奈中国军队人多,个个手拿大砍刀,此时,精良的武器也发挥不了作用。中国军人个个像只猛虎,扑向日军,整个战斗不到20分钟,60多名日军被我军彻底消灭,被砍死的日军尸体,被掀翻在北面的一处山沟里。从此,这条山沟就当地村民叫成“死兵垅”。
E、 勇敢的壮年,在战火中拉起队伍抗日
战斗结束后,考虑到枪声已经惊动了距离不到3公里驻扎在双港桥的日本援军,中国军队也不敢恋战,也来不及打扫战场,就迅速撤回阵地。
此时,1000多名日军援军听到枪声后,从双港桥朝朱湾方向准备疯狂反扑,又遭到了我军第四师及新三师的包围和切割,死伤无数,不敢恋战,只得仓皇向西逃窜。
第二天一大早,发现山头上已经没有动静,爷爷和堂弟朱明文带领几名胆子较大的村民,悄悄地爬到山顶上去看个究竟。村里一名叫朱美近的村民,在一处地沟里捡到一枚日军手雷,出于好奇,不小心拉开了引擎,结果将自己炸死。于是,爷爷一边吩咐村民小心手雷,一边安排村民打扫战场,有的捡到好几支枪,其中上余村村民余香炳,一个人捡到12支“三八式”大盖。在爷爷的组织下,村民们将捡到的枪支集中保管,共有“三八式”大盖60余支,其他枪械弹药无数,还缴获了一匹白色的东洋大马。
看到这么多战利品,爷爷立即召集频受战乱之苦的村民,提出准备成立一支自己的队伍,得到了村民们的一致响应。经集体讨论后,决定由朱明文担任首领,我爷爷朱壁具为副,发动朱壁广、朱壁镗、朱壁锬、余香炳、余修英、黄继章等一批村民共计120余人,组成了朱湾自卫大队,并分三个中队,分别由朱壁镗、朱壁锬、余香炳担任中队长。整个大队共有“三八式”大盖65支、汉阳造30支、土铳40余支,还有驳壳手枪、长龙火炮无数,整个队伍全副武装,主要活跃在朱湾、余家山、沙平湖、北岭、水段一带。成立朱湾自卫大队,目的是既可支援中国军队抗日,也可抵御外来队伍的侵扰。
山顶为国军占领的门口山
民国30年,即1941年1月23日,驻湖北阳新日军乘瑞昌抗日游击区兵力南移瑞武路之机,派兵600余人由洋港和瑞昌张坊、八门、红屋瓦等地进扰,大肆焚烧抢掠。24日上午,在国民党瑞昌县警察队以及朱明文和我爷爷朱壁具领导的朱湾自卫大队共200余人分路抵抗,两支队伍各百余人,由水段山县署出发,向红屋瓦一线之敌迎击。当朱湾自卫大队的人马行至肇陈樟树下时,正好与前来侵扰的日军相遇,激战3个小时,毙敌6人,伤敌10余人。
由于日军不熟悉地形,地形又复杂,加上自卫大队手中都是刚从战场上捡来的日军武器,日军也不敢持久战斗,纷纷向阳新方向溃退。
一时间,朱湾自卫大队的名声大振,就令国民党瑞昌县政府以及周边民团也刮目相看。
瑞昌市洪一乡朱湾村门口山
F、 与乡邻结怨,自卫大队被镇压解散
朱明文,又名朱壁钦,字敬齐,号明文,光绪已巳(1905年12月13日)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兄弟五人,排行老大,另外的四个弟弟分别叫朱壁镗、朱壁锬、朱壁铧、朱壁钧。朱明文为人仗义,爱打抱不平,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因为小我爷爷一岁,叫我爷爷堂哥,兄弟俩情同手足,言听计从。
朱明文当上自卫大队长后,由于手下的人数一多,自己手中有枪,加上打了几场漂亮的胜仗,部分人开始不受约束,也干了一些欺男霸女的事情,引起了当地一些乡绅的强烈不满。尤其是朱明文本人,开始也有些骄横起来,与同村多名村民的妻子私通,还不让人家的丈夫说话。爷爷曾经多次告诫这位堂弟,不仅自己要以身作则,还要约束好手下的人。“勤职业,修心术,何患饥寒?贪财色,乱人伦,必戕身命。”这是爷爷常对堂弟朱明文说的一句话。
然而,在这件事情上,朱明文没有把堂哥的话听进去。不久,当地一位村民得知自己的妻子与朱明文有私情,发誓要到国民党瑞昌县政府告发朱明文,并以两担干稻谷的价格,请当地一位乡绅书写诉状,并联合另外一名乡绅联手状告朱明文。
得知这位村民要告自己的大队长,朱明文手下的几个人偷偷利用晚上的时间,将这名村民就地枪决。霸占了人家的老婆,还枪杀了人家,那还得了?朱明文和部下的所作所为,更加激起了部分乡绅的不满。
此时的爷爷,非常冷静,劝告朱明文:要么向政府自首;要么改恶从善,金盆洗手。
就在此时,国、共两党在合作的问题上开始摩擦不断,经常派军队围剿活跃在瑞昌一带的新四军挺进大队和赣北游击队。考虑到自己被人告到国民党瑞昌县政府,加上与花园一带的民团王武耀等人在某些利益上也不时发生过冲突,朱明文有了与新四军挺进大队和赣北游击队接触的想法,爷爷极力表示赞成。
当时,新四军挺进大队有一部分队伍驻扎在洪一洞下。得知朱明文这个想法后,当地的一名乡绅一面向时任国民党瑞昌县县长黄石生告状,称朱明文准备投靠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一面声东击西,放出风声称新四军已经进驻北港。朱明文不知是计,信以为真。1941年11月初的一天,朱明文骑着自己的东洋大马赶往北港,准备接触新四军,结果被早已埋伏好的国民党军队用套马素绊倒,将朱明文捆绑。
朱明文被抓后,威风凛凛,不肯低头认罪。此时的黄石生也有了自己的想法:目前正是抗日战争的关健时刻,也是国家需要人才的时候,朱明文一表人才,有勇有谋,又有一支队伍和大批武器,何不收归自己所用?不打算枪毙朱明文,准备关押一段时间后再给予释放。
得知黄石生不打算枪杀朱明文,当地几位对朱明文有意见的乡绅以“欺男霸女,草菅人命”、“放朱明文就是放虎归山,不杀朱明文不足以平民愤”为由,再次联名上书黄石生,要求枪毙朱明文,以儆效尤。
1942年11月18日,无可奈何的黄石生只好以“通共”为名,下令将朱明文枪杀于武宁县泉口镇枣源。
G、再无心江湖,解甲归田拒绝进官场
朱明文被黄石生下令枪毙后,其领导的朱湾自卫大队已是群龙无首。一时间,自卫大队内部也乱成一窝粥,替朱明文复仇的声音此起彼伏。尤其是朱明文的亲弟弟朱壁镗、朱壁锬年轻气盛,更想替哥哥报仇雪恨。
然而,自从朱明文被枪杀后,周边的各派势力都盯着这块肥肉,也明争暗斗。朱壁镗、朱壁锬兄弟因先前仗着哥哥的势力也曾干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事情,分别遭到了其他民团的枪杀。很快,手下的人员,收编的被收编,缴械的缴械,自卫大队已经不复存在。
朱明文遭到枪杀后,一家老少的处境十分艰难,妻子何新娇是个细脚伶丁的女子,儿子朱甲中只有8岁,四个女儿朱爱云、朱云庚、朱木云、朱菊云都未成年,加上两个弟弟朱壁铧、朱壁钧尚未成年。为了照顾好堂弟的家人,爷爷就作主,将朱壁铧立给自己的二叔朱美烘为嗣,跟自己生活在一起;将朱壁钧过继给堂叔朱美焕为嗣,让四个女儿分别安排到周边几个村的大户人家当童养媳,侄儿朱甲中跟随母亲何新娇生活。
爷爷之所以将将朱壁铧立给自己的二叔朱美烘为嗣,一是二叔没有嫡亲子嗣;二来自己没有亲兄弟,也把朱壁铧当成为自己的亲兄弟。为了延续二叔朱美烘的香火,爷爷又从长坑一户贫苦人家抱来一女孩子,名叫何珍庚,准备养大后与朱壁铧成家。只是后来朱壁铧因故出走,何珍庚长大后就嫁给了另外一个堂弟朱壁江为妻。
就在爷爷领养朱壁铧、何珍庚的时候,三叔朱美炳突患急病不幸去世,留下了三岁的女儿朱冬娥孤苦伶仃。爷爷视朱冬娥为亲妹妹,也把她接到自己家中抚养。然而,连年的兵祸与灾荒,家里确实难以供养这么多人。考虑到朱冬娥年纪尚幼,又无父无母,为了不让她遭受饥饿,爷爷又将朱冬娥送到武宁县泉口镇一无儿无女的大户人家当女儿抚养。
民国32年至34年(1943年至1945年)夏,国民政府军某部司令康景濂部驻防于瑞昌第三区及瑞武(瑞昌至武宁)、瑞阳(瑞昌至阳新)边境,当地人习惯于称呼康景濂为“康司令”。康景濂由于手中有强大的军队和武器,很快就平息了这一带民团的纷争。
康景濂(1895-1985),本名康万镒,字景濂,国民党陆军少将,辽宁省辽阳市千山奇二台人。早年入张学良东北军,后经张学良保送,于1926年赴日留学,先后就读于东京成城学园,早稻田大学,日本步兵学校。1931年“918事变”后回国,复归于张学良麾下。长沙会战之际任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少将军衔。抗战结束后,任职国防部中将高参,1949年随国民党赴台湾,曾任台湾邮政局长。退休后移居美国,1985年病逝于旧金山。1939年3月21日,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授予陆军少将。
1943年,康景濂得知我爷爷是朱湾自卫大队的副大队长,就上门恳请我爷爷出山,并许愿给一官半职,目的是为了招揽一批旧部到他部队去。爷爷知道康司令的一片苦心,但婉言谢绝。自从堂弟朱明文枪杀后,爷爷无心江湖,决定解甲归田,颐养天年。
H、传承好家风:为人要孝、悌、忠、信
爷爷没有上个学堂,但能说会道明事理,在当地有“瞎眼先生”之称。意思是没有上个学,但比有文化的人还要明事理。
随着抗战的胜利,接着是国、共两党的三年内战暴发。爷爷虽然没有再介入到这场国内战争中去,但他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经常教育我父亲为人要孝、悌、忠、信,并将父亲的名字取名朱忠孝,叔叔的名字取名朱忠悌。他还给自己的子女立下一套规矩:为人的道理全凭孝、悌、忠、信;治家要以勤俭为先。
爷爷在世时,从来不过生日。有一次,奶奶为他的生日多炒了几个菜,他竟然对奶奶说:“世俗之人多喜做生,母难之日反而欢乐!生日是母亲的难日,我从来不过生日,也不打算让孩子们跟我过生日。”
1949年全国解放,接着就是全国掀动了土地改革运动。1951年,17岁不到的父亲就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爷爷鼓励父亲要热爱祖国、热爱党,多为人民做好事。土地改革,事情复杂、繁琐,但父亲继承了爷爷坚忍不拔的性格,虽然没有上几天学,但他的口才极好,讲话很有鼓动性,在当地有相当高的威望。
20岁那年,父亲与当了5年童养媳的母亲成亲。第二年,生下了大姐水雪。大姐出生不到8个月,一直身体健康的爷爷在田间劳作时突然感到身体不适,等被家人发现抬回家时,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耽误了抢救时间,当天就撒手人寰。
我没有见过我爷爷,爷爷的故事都是从父亲和奶奶的口中得知。在我的姐妹兄弟6人中,只有大姐朱水雪出生。1955年3月,大姐出生只有8个月,爷爷在田间劳作时突患风寒不治去世,享年51岁,属英年早逝。
奶奶80岁生日
爷爷的不幸去世,对父亲是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年轻守寡的奶奶,更是无法接受。好在日军侵略老家的时期,正是父亲由童年走向少年的成长时期,在跟随父母亲东奔西跑的日子里,也锻炼了父亲勤劳勇敢的品格,也继承了爷爷生前提出“为人要孝、悌、忠、信”的好家风。
I、 响应党号召,积极投身国防建设
全国解放不久,百废待兴,20岁刚出头的父亲,继承了爷爷不怕吃苦的好传统,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因为思想积极向上,父亲很快就成了全村年轻人的领头羊,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搞农田基本建设,挖长河,建东垅水库,支援高泉水库、红卫水库、大壤水库、柘林水库建设,到处活跃着父亲的身影,到处一呆就是几个月不回家。
1958年10月,响应毛泽东主席全国要“大办民兵师”的号召,全县16岁至50岁的男女壮年(除五类分子和残废人员外),全部编入民兵组织,全县共编组为一个民兵师,8个民兵团,149个民兵营,403个民兵连,基干民兵8938人,普通民兵51198人,真正实现了“全民皆兵”。父亲正是响应这一号召,积极参加民兵组织。
首都民兵师
在参加民兵组织的日子里,为了熟练掌握射击要领,父亲总是刻苦锻炼。每天收工归来,父亲总是趁着吃饭前的闲空,随手掂起院子里的木棍把当枪杆练瞄准,睡觉前趴在床上练习卧姿。白天出工干农活,田间地头,都成了他的训练场。
事实上,1958年全国大办民兵师,作为加强国防力量、防止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在配合军队作战,抢险救灾,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父亲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生产打先锋,练武当标兵。由于成绩突出,父亲被推荐担任当时肇陈公社的民兵营长兼朱湾大队的民兵连长。父亲是个要强的人,干什么事情都总是追求完美,事事都要争先进。他不仅自己的军事过硬,所带的民兵营在江西省军区、九江军分区组织的比武中也屡次夺魁。
父亲领导的民兵营,有基干民兵300多人,步枪、冲锋枪近200支,还配发有多挺轻机枪,对于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来说,身上的担子是相当重的。这边既要按时完成上级下达的训练任务,那边又不能脱离农业生产,还得保证枪不离身的民兵们的安全。好强的父亲从来没打退堂鼓,始终坚持劳武结合的理念,带领民兵在农业生产中争先锋、打胜仗。
老家洪一是个穷山沟,那时的河道不象今天这样改造过,每到雨季,山洪就会爆发,村庄和整畈的稻田就会被洪水淹没。此时的父亲,是最繁忙的时候,他总是带领民兵突击队冲到第一线,到处抗洪抢险。碰到干旱时期,父亲又要带领民兵突击队去抗旱,用肩膀挑水到几里远的山头水田里抗旱保苗。
就在父亲带领民兵四处奔忙时,母亲突然患病,腰上长了个很大的恶疮(俗名叫背花),而且一病就是10年,也卧床了10年。为了母亲的病,父亲访遍了当地郎中;有时是白天参加集体劳动,晚上点灯到山中挖草药,好在家中有奶奶料理。由于父亲是个非常要强的人,当时正值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父亲又带领民兵突击队挖长河、修东垅水库,支援高泉水库、红卫水库、大壤水库、柘林水库建设,几个月不能回家,家中的妻子卧病在床,却没时间顾及。然而,父亲带领的民兵营却成为一支坚强的战斗集体,屡屡受到上级的表彰。
J、出席群英会,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
1960年2月,经过层层选拔推荐,父亲作为“民兵英雄”、“群英代表”,成为全国民兵英模代表大会的候选人,由江西省军区统一集中到教导团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封闭培训,准备进京参加全国首届民兵英模表彰大会,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检阅。
赴京接受表彰前夕,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将军、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邓克明将军专门为江西代表送行。1960年4月18日,全国首届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4月23日下午,代表团接到通知,毛主席要在次日下午4点接见参会民兵。24日,父亲与全国1500名民兵代表一道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表彰大会,并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并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国防部长林彪的请柬
接见期间,毛主席还委托张爱萍将军向出席会议的全体民兵英模代表每人赠送一支56式国产半自动步枪,子弹100发,枪托上刻印有“全国民兵大会”字样,整个接见活动持续了50多分钟。随后,毛主席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民兵代表们一起合影留念。
这次表彰会,父亲在北京整整呆了半个月。从北京接受表彰回来后,父亲几乎天天将枪背在身上,到处作报告,既威风又感到神圣。那时候,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就是无尚的光荣;那支刻有“赠”字的国产56式半自动步枪也一只伴随着他,白天在田间劳动带上它,晚上睡觉和它一起入眠,军事训练更是形影不离,三天两头还要擦拭保养一次。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也曾经受到过冲击。有人告我父亲私藏枪支,当造反派们上门要求我父亲交出枪支时,遭到了父亲的严词拒绝:“我这支枪是毛主席赠给我的,谁也不能乱动!”面对凛然威严的父亲,造反派们也不敢过分造次,只好作罢。
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纪念册
1978年,父亲还先后参加了福州军区、江西省军区召开的表彰大会,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杨成武将军还亲自为他颁发了奖状。1960年至1984年间,父亲还多次应邀到各地去做英模事迹报告。
1983年,国防部根据新出台的《民兵武器装备管理规定》,枪支逐步实现了集中统一保管,上级军事机关收藏了父亲这支由毛主席赠送的国产56式半自动步枪。
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纪念册
K、榜样的力量,好家风世代传承
父亲一生酷爱民兵工作,就连我和弟弟的名字也名“朱淳兵”、“朱淳民”。他始终相信毛泽东主席“兵民是胜利之本”这句话。他先后担任过人民公社时期的民兵营长和大队民兵连长。他经常讲:“打江山,靠的是人民武装;保卫江山,也要靠人民武装。”
虽然家庭负担特别重,但他仍然积极参加民兵活动,给民兵讲解:民兵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军事训练时,他和民兵们一起摸爬滚打,给大家做示范讲解,他把自己学到的本领,全教给民兵。他所在的朱湾大队民兵连,几乎每年都被评为九江军分区、瑞昌县人民武装部和肇陈人民公社的民兵工作先进单位,他本人多次被九江军分区、瑞昌县人民武装部和肇陈人民公社评为“优秀民兵干部”。
毛泽东主席与高级将领在天安门城楼
1964年,我一对双胞胎姐姐来到人世,这是我母亲生下我大姐后整整10年后,再次怀孕。接着,我和弟弟、妹妹相继出世,家庭的重荷,让我父亲没有精力和时间继续在外面发展。由于父亲右手从小受伤,少了一根主骨,用手劲的农活相对没有那么灵活,但父亲要强的凛性让他承受起一家8口人吃饭的重荷。
随着我们弟兄姐妹们的成长,饭量也越来越大,家庭的负担也越来越重,父亲逐渐从村领导的岗位上退了下来。虽然没有担任村里的职务,但他非常关心村民的生活,经常与新上来的村干部交流思想,谈个人看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父亲带头落实农村各项经济政策,带领农民发家致富。当国家要求土地承包到户的时候,不少吃惯了大锅饭的村民思想有些想不通;也有的村民对分到手的土地挑肥拣瘦,矛盾重重,火药味十足。组长因为推动不了工作而被迫辞职。此时的父亲,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身份,挑起了这个重担。为了土地早日分到农户,他上门上户逐户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很快就得到了村民的拥护。父亲也因此多次被中共瑞昌县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并当选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父亲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他虽然是一名全国民兵英模,但他的身份一直是农民。即便是他担任大公社时期的民兵营长期间,他一直在抓生产劳动,落实劳武结合的国家政策,始终战斗在劳动的最前线。除了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实在无法下地劳动了,才被家人送进了医院。尽管住进了医院,但他仍然关心田地里的庄稼以及老百姓的生活。
1988年11月,55岁的父亲突然感到身体不适,经医院诊断,父亲患有肺气肿和风湿性心脏病。医生告诉我和家人,父亲的病与他长期风里来雨里去的工作有关。父亲患病期间,受到了时任瑞昌县委书记严春忠、时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洪源等领导的关心和照顾。1989年6月28日,父亲在瑞昌县人民医院因病抢救无效,与世长辞,走完了他那只有56年、光荣而又平凡的一生。
父亲的一生,始终传承着爷爷制定的家风,不仅为人要孝、悌、忠、信,治家也要以“勤俭”为先。爷爷、父亲保存下来的好家风,也将激励着我们兄弟姐妹。父亲去世后,我按他的要求到部队参军,退伍后先后在多家报社工作过,但不管工作怎么调动,始终以爷爷、父亲为榜样,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他们保留下来的良好家风。
图为父亲朱钟孝的相关照片。朱淳兵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