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底，我响应党的号召，怀着报国之志，奔赴福建前线当了一名水兵部队信号员。

       经过半年多的军事训练和专业培训，由于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而提前毕业，并被抽调出海执行战备任务。

根据指令，我跟随政委李洪祥。主要负责警卫、通讯联络工作。

出航的当日清晨，蔚蓝的天空金光万道，信号台上彩旗飘扬，整个码头人声鼎沸，全是各中队赶来送行的干部战士。他们虽是满脸笑容，但流露出更多的是悬念和不舍。

随着首长的一声令下，威武雄壮的战舰出发了。

在港湾内，由于水面不宽，航行还算平静顺利，只见层层波浪轻轻拍打着舰船两舷，溅起了欢快的浪花。一出宝塔口，转到兴化湾，海面顿觉宽阔起来，风浪也渐渐大了起来，海浪打在艇首大门上，掀起数丈高的水幕，船艇被震得不断抖动。

我手拿信号旗，站在指挥台上认真地传达着首长的每条指令。船艇在首长的指挥下，梦幻般地变换着各种队形。一会儿八字形，一会儿丁字形，一会儿品字形，场面十分壮观。

上午10时许，风越来越大，浪越来越高，我有点站不住了，还不停地呕吐。我紧紧抓住栏杆，一动不动地站在甲板上等待着首长的命令。

突然，大海露出了狰狞的嘴脸，像一锅烧滚的开水，猛烈地沸腾起来。那张牙舞爪的浪涛就像困锁的妖魔鬼怪被解脱出来，顷刻一声巨响，小山似的巨浪托起船身腾空而起，然后又迭入数米深谷，我随着船身的起伏重重栽倒在甲板上。头被碰出了血，腰部又酸又胀。

当我听到“信号员赶紧发信号”的命令时，便顾不得全身的疼痛，立即爬了起来，拿起手旗，在战友的搀扶下，发起了信号：“各艇注意，风大浪急，确保安全，减速前行。”

剧烈的颠簸持续了近两个小时，肚子里的食物全呕光了，黄疸也吐了出来，最后连血也吐了出来。中午开饭时，茶不思、饭不想。我对着镜子一看，苍白的脸上渐渐发黄。再看双手，顿觉消瘦了许多。我用手指钳起手背上黝黑的皮肤，像是与肌肉脱了层，被拉得老长老长。

结束了一天的训练，晚上同样难过极了。举目望去，四周是茫茫大海，天空就像一口大锅、严严实实地罩在头上。那时船上的设备相当简单，没有电视，只有一台收听天气预报的老式收音机。活动空间很小，体育活动无从谈起。有时起雾了，好几天不能靠岸，艇上的淡水不够用，每人每天只有一茶缸水饮用。晚上我们就把毛巾铺在大舱盖上，用来接露水，翌日早晨简单擦一把脸了事。洗澡就是异常奢侈的想象了，身上汗水和着海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既脏又臭，难过极了。

晚上睡在抛锚的船上，像荡秋千似的摇摇晃晃。那船上的床铺长不过两米，宽约八十公分、连翻个身都很困难，稍不小心头会碰起包。整晚闻着油漆、柴油味，听着海浪的拍打声和舱内的呼噜、啃牙、哭笑喊叫声，让你头昏脑胀，久久难以入睡。

又是一次远航，那是一九七二年五月的一天，我们部队接到上级援建福州市乌龙江大桥的通知。指战员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路顶狂风，战恶浪，不顾晕船呕吐，向着目的地进发。一天过去，夜色降临，我用灯光传达着首长的指示：“还有三海浬（1海浬为1852米）就是乌龟岛，各自作好战斗准备！”过不多久，岛上灯火隐约可见。我再次发出信号：“前面就是敌占岛，各艇熄灭灯火，轮机消声，加强电台联络，全员注意隐蔽。”

那时，厦门与金门天天炮火对峙，蒋介石虎视眈眈，天天叫嚣反攻大陆。解放初期，某驻岛部队因节假日放松警惕，惨遭敌人袭击，全团覆灭，无一生还。

血的教训令人毛骨悚然，加之我们又在敌占岛附近，随时都有开战的危险，船上所有的人都很紧张。整个岛屿战线很长，足有二十里地。岸上灯火隐约可见，不时传来鸡鸣狗叫声，煞是吓人。特别是当艇长命令机枪手拉开枪栓，瞄准对岸作好战斗准备时，我们的心都快要蹦了出来。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们个个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各执其事，船艇全速行驶。四十分钟过去，我们终于有惊无险，安然无恙地从敌人眼皮底下顺利通过。

经过海上的航行搏击，让我锻炼了体魄，磨炼了意志，提高了军事素质和保卫祖国的过硬本领。心之所向，生之所往。（桂火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