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录音与文字资料整理

在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我的父亲吴允中有幸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父亲晚年时，常常回忆讲述些故事与感受。他说：毛主席对身边青年干部的关心教导，仿佛犹在眼前，永远难忘......

1939年冬到1940年春，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时我的工作是负责整理敌、友、顽三方动态的情报资料。毛主席很忙，但还是常抽时间和我们谈谈工作上的问题，尤其观察形势的基本原则和分析方法的问题。有一次，他说“我来考考你们”国民党五届六中会会作出了“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决定。这之后，顽固派对我方的局部武装进攻，规模更大了，地域更广了，从晋西到冀南到山东，还有转到华北之势；而同时，蒋方已派出代表在香港和日方代表进行谈判。这些情况你们都知道。

现在有些人根据这些情况，认为公开投降和全面内战的危机巳迫在眉睫，难于避免了。因此，我们要“准备订些雨伞，应付变天”了。你们说，这意见对不对?

毛主席在讲课

我们七嘴八舌的说自己的看法，毛主席听了我们的意见后，幽默地说：可以得60多分，但还不够得高分。接着他谈了他的意见，精辟地分析了局势讲述了对策。

(一)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的“军事限共为主”的决定和香港谈判，确实是蒋介石制造分裂、准备投降的一个严重步骤，投降分裂的危险确实严重存在。应当充分认识其严重性；但同时必须看到国际、国内还有许多有利条件，使蒋介石难于下决心公开投降和进行全面反共内战。

(二)．蒋介石这个人是搞交易所出身的，他什么坏事都会干，但他不愿做赔本的生意。如果他的投降活动和局部武装摩擦处处得逞，没有受到有力的阻碍．他就会得寸进尺、全面内战、公开妥协投降。反之，如果我们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政策，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这样，就可以使顽固派不敢轻而举行大内战，不敢轻易向日寇妥协投降。这样就有可能争取时局的好转。 

 (三)争取时局好转的根本条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为此，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

毛主席系统地讲了在统一战线中团结与斗争的关系．打和拉的策略运用。这次谈话的大部分意见，不久都分别写进了党中央的几个重要指示中。这次谈话，给我的教育启发很大。

毛主席和彭总在延安

毛主席不仅亲自指导我们如何工作，遇有机会，他还请其他领导同志指导我们。比如，1939年冬，彭德怀到重庆、西安分别见了蒋介石、胡宗南，回来向毛主席汇报后，毛主席就请他向我们谈谈重庆、西安之行。他从七点钟一直谈到十二点钟，不仅谈了他和蒋、胡面谈的详细情况，还说了他的看法。彭总的这次谈话，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帮助。

1945年七大后，杨家岭机关干部学习七大文件。七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上关于中国革命特点有一句：“……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并由此产生了革命的长期性，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武装斗争在极长时期内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革命在主要城市胜利以前强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之重要性，党在一切人民群众中进行长期忍耐工作的必要性。”我们学习小组认为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是产生其它几个特点的主要特点。当时兼任杨家岭机关党总支书记的曾三同志和我将这个想法去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说：“你们理解得对。”还鼓励大家好好学习。

范文澜同志（中）

当我在毛主席跟前工作时，常给主席提交分析报告，毛主席认为报告写得还可以，但是字写得难看，拿出很多字帖，要我抽出时间练字。当时国民党的文件、电报和报纸上的文章消息，不少是用文言文写的。为了工作需要，毛主席鼓励我们挤时间阅读古文和古诗词，并让范文澜同志专门指导帮助我深入学习。后来我不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他还叫人找我，要我替他抄写《大顺演义》作为练字。

1946年冬蒋介石准备发动全面内战，毛主席繁忙之中依然对干部关心备至，对外出执行特定任务干部的安全尤其关切。12月间延安开始备战，对中央机关逐步进行疏散。有一次，我奉命护送一批妇孺老弱同志和一批文件去瓦窑堡。凌晨二时，我正在集合队伍，中央办公厅值班同志来告诉我：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他转告我，刚接到报告，西安已到敌人两个伞兵团，要我在路上提高警惕，防止伞兵袭击。毛主席对我们这样一个细小的行动，都关心到了，实在使我们感动。 

毛主席是置身于人民之中的领袖，和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

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党的机关的驻地和农民在一起。毛主席经常在傍晚农民收工回家的时侯，到附近农民家里去，像到朋友家里去一样，有时带个警卫员，有时一个警卫员也不让跟着。到了农民家里，和农民—起坐在窑洞门前，一面帮助农民剥玉米衣，捆扎大蒜辣椒，一面谈生产，谈生活，听农民的意见。农民亲切地叫他“老毛”，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

毛主席对于基本群众的怨言，总是耐心听取，认真研究解决。1940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停发八路军经费，封锁陕甘宁边区，边区经济财政十分困难。边区政府对农民多征收了几万担公粮，农民不满意。1941年夏天，边区一个县长被雷打死。当地一个农民说：“雷公没眼，怎么不打死毛泽东。”这活传上来了，有关单位负责人认为这是反革命的话，要派人去抓这个农民。毛主席坚决制止了。他说，是我们多征了农民的粮食。农民有怨言。农民的负担要减下来，财政经济困难要另想办法。

不久，他就提出了自力更生，亲自动手，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方针。在全边区和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到1941年秋天获得大丰收，这年的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了，边区的财政困难减轻了。机关部队的生活大大改善了。这时，有怨言的那个农民，挑了一担他种的瓜果蔬菜来到杨家岭中央机关，找毛主席赔礼道歉。毛主席很高兴地接见了他。农民说：“毛主席，我骂了你，你不但不怪罪我，今年还减轻了我们农民的负担，我要向你赔礼”。毛主席对他说明了去年农民负担重了的原因。接见之后，毛主席留他在机关吃了饭，用机关干部自己生产的蔬菜肉类招待他，还送了—袋蔬菜和十来斤猪肉给他带回去。这事在边区群众中反应很大，农民们争相传说，都说：“毛主席是和咱老百姓心连心”。在边区群众中自发地兴起了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山歌、道情。

毛主席在延安也常怀念着江西的人民。有一次，他问我，主力红军长征之后江西人民对党怎样看?我告诉他，苏区的老百姓说：“我们的皮是黄的，骨头还是红的”。毛主席说，“江西群众真好。”江西解放后，省委书记陈正人、省主席邵式平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说到当时(1949年)江西人口比1926年减少了将近一半，只有1370万人。毛主席流下了眼泪，说十年内战，八年抗战，江西人民对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决定江西免征兵役一年。

苏联红军攻克柏林

1945年4月，苏联红军进攻柏林时，以600架飞机为一个批次轰炸柏林，空中每天十几个批次（万余架次）轮番轰炸，烟雾与尘土遮天蔽日，朱可夫指挥部队每半公里架一个超强光探照灯直射敌阵地，二百万大军强攻柏林并取得进展。获取这个情况后，我跑到毛主席那里去报告， 兴奋地说：“六拔旮，六拔旮（江西话：六百架）...”，毛主席笑了，拍着我说：老表的话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