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淳兵

我的父亲朱钟孝，离开我们兄弟姐妹已经整整30年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记在我心中。父亲是个勤劳的人，他勤劳勇敢的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兄弟姐妹学习。

1934年，父亲出生在瑞昌市洪一乡朱湾村的一个贫苦家庭。爷爷朱壁具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奶奶柯望芝则是个细脚伶仃的农家妇女。1938年，父亲只有4岁，日本军队的炮火就从上海一直烧到江西，烧到我的老家——瑞昌市洪一乡朱湾村。由于奶奶是一双细脚，走不动路，此时的爷爷整天身上背着6岁的姑姑、手里抱着4岁的父亲东奔西跑。

日军投降后，爷爷奶奶才把尚未成年的姑姑和父亲从深山里带回家。此时，老家的房子早已被日军炮火烧了一大半。好在年轻时的爷爷能干，很快就将破败不堪的房子恢复了原来的模样。日军投降后，爷爷奶奶才开始过上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日子。

在跟随父母亲东奔西跑的日子里，也锻炼了父亲勤劳勇敢的品格。不到8岁的父亲就能下地劳动，上山打柴、放牛，为父母分忧。

1949年全国解放，接着就是全国掀动了土地改革运动，父亲同全县广大劳苦大众一样翻身做了主人。1951年，17岁不到的父亲就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父亲又积极参加民兵组织，投身于清匪反霸斗争，由于工作积极主动，责任心强，不怕吃苦，冲锋在前，1952年担任了洪一乡民兵连长，同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在担任民兵连长期间，父亲总是尽心尽责，勇敢顽强，带领民兵队伍积极配合和协助公安机关开展清匪反霸，治安巡逻，保护村民安全，每次都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出色地完成任务。

1952年，担任民兵连长的父亲与当了5年童养媳的母亲成亲。第二年8月，身体健康的爷爷在田间劳作时突然感到身体不适，等被家人发现并抬回家时，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耽误了抢救时间，当天就撒手人寰。

爷爷的去世，对父亲是致命的打击。好在父亲都是从苦难中磨砺过来的人，很快就选择了坚强。因为全国解放不久，百废待兴，20岁刚出头的父亲，思想积极向上，就成了全乡年轻人的领头羊。土地改革，搞农田基本建设，挖长河，修东垅水库，支援高泉水库、红卫水库、大壤水库、柘林水库建设，到处活跃着父亲的身影。

1958年，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大办民兵师”，父亲又响应号召，积极参加民兵组织。为了熟练掌握射击要领，父亲总是刻苦锻炼。每天收工归来，父亲总是趁着吃饭前的闲空，随手掂起院子里的木棍把当枪杆练瞄准，睡觉前趴在床上练习卧姿。白天出工干农活，田间地头，都成了他的训练场。

生产打先锋，练武当标兵。由于成绩突出，父亲被推荐担任当时肇陈公社的民兵营长兼朱湾大队的民兵连长。父亲是个要强的人，干什么事情都总是追求完美，事事都要争先进。他不仅自己的军事过硬，所带的民兵营在江西省军区、九江军分区组织的比武中也屡次夺魁。

父亲领导的民兵营，有基干民兵300多人，步枪、冲锋枪近200支，还配发有多挺轻机枪，对于一个20岁的小伙子来说，身上的担子是相当重的。这边既要按时完成上级下达的训练任务，那边又不能脱离生产劳动，还得保证枪不离身的民兵们的安全。好强的父亲从来没打退堂鼓，始终坚持劳武结合的理念，带领民兵在农业生产中争先锋、打胜仗。

老家洪一是个穷山沟，那时的河道不象今天这样得到有效改造，每到雨季，山洪就会突然爆发，村庄和整畈的稻田就会被洪水淹没。此时的父亲，是最繁忙的时候，他总是带领民兵突击队冲到第一线，到处抗洪抢险。碰到干旱时期，父亲又要带领民兵突击队去抗旱，用肩膀挑水到几里远的山头水田里抗旱保苗。

就在父亲带领民兵四处奔忙时，母亲突然患病，腰上长了个很大的恶疮（俗名叫背花），而且一病就是10年，也卧床了10年。为了母亲的病，父亲访遍了当地郎中；有时是白天参加集体劳动，晚上点马灯到山中挖草药，好在家中有奶奶料理。当时正值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父亲又带领民兵突击队挖长河、修东垅水库，支援高泉水库、红卫水库、大壤水库、柘林水库建设，有时几个月不能回家，家中的妻子卧病在床，却没时间顾及。然而，父亲带领的民兵营却成为一支坚强的战斗集体，屡屡受到上级的表彰。

1960年2月，经过层层选拔推荐，父亲作为“民兵英雄”、“群英代表”，成为全国民兵英模代表大会的候选人，由江西省军区统一集中到教导团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封闭培训，准备进京参加全国首届民兵英模表彰大会，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检阅。赴京接受表彰前夕，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将军、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邓克明将军专门为江西代表送行。

作为江西代表团的一员，当时一同前往的还有来自湓城公社的武装部长邓绍君，他们乘座三天四夜的火车到达首都北京后，被安排住宿在空军招待所。在此期间，他们观摩了飞行员跳伞、擒拿格斗、跨越障碍、投弹射击等军事表演，参观了天安门、军事博物馆、十三陵水库、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和大型企业。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使父亲大开眼界，激动不已。

1960年4月18日，全国首届民兵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4月23日下午，代表团接到通知，毛主席要在次日下午4点接见参会民兵代表。24日，父亲与全国1500名民兵代表一道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表彰大会，并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并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接见期间，毛主席还委托张爱萍将军向出席会议的全体民兵英模代表每人赠送一支56式国产半自动步枪，子弹100发，枪托上刻印有“全国民兵大会”字样，整个接见活动持续了50多分钟。随后，毛主席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民兵代表们一起，在中南海怀仁堂合影留念。

后来，由于几次搬家和家乡常发洪水的原因，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发给父亲参加会议的《通知书》和会议纪念章、钢笔、笔记本以及一些珍贵的照片全部丢失了。唯有经毛主席亲自批准下发的钢枪和一本《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纪念册》以及国防部发出的一份《请柬》一直保存至今，如今在瑞昌市档案局保存。

这次表彰会，父亲在北京整整呆了半个月。从北京接受表彰回来后，父亲几乎天天将枪背在身上，到处作典型报告，既威风又感到神圣。那时候，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就是无尚的光荣；那支刻有“赠”字的国产56式半自动步枪也一直伴随着他，白天在田间劳动带上它，晚上睡觉和它一起入眠，军事训练更是形影不离，三天两头还要擦拭保养一次。

1962年6月19日，毛泽东主席又作了“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指示，这一指示的贯彻使民兵制度进一步得到巩固。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后，完善了各级民兵工作机构，重新修改颁发了《民兵工作条例》，恢复了中央军委和各级地方党委的人民武装委员会，恢复了省、地、县委第一书记兼任同级军事领导机关第一政治委员的制度，切实和加强了专职人民武装干部队伍，使民兵工作获得了新的生机。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也曾经受到过冲击。有人告我父亲私藏枪支，当造反派们上门要求我父亲交出枪支时，遭到了父亲的严词拒绝：“我这支枪是毛主席赠给我的，谁也不能乱动！”面对凛然威严的父亲，造反派们也不敢过分造次，只好作罢。

1978年，父亲还先后参加了福州军区、江西省军区召开的表彰大会，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杨成武将军还亲自为他颁发了奖状。1960年至1984年间，父亲先后应邀到各地去做英模事迹报告200多场次。

1983年，国防部根据新出台的《民兵武器装备管理规定》，枪支逐步实现了集中统一保管，上级军事机关也收藏了父亲这支由毛主席赠送的国产56式半自动步枪。

父亲一生酷爱民兵工作。他经常讲：“打江山，靠的是人民武装；保卫江山，也要靠人民武装。”他虽然家庭负担特别重，但仍然积极参加民兵活动，给民兵讲解：民兵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军事训练时，他和民兵们一起摸爬滚打，给大家做示范讲解，他把自己学到的本领，全教给民兵。他所带领的民兵连，几乎每年都被评为九江军分区、瑞昌县人民武装部的民兵工作先进单位，他本人多次被江西省军区、九江军分区、瑞昌县人民武装部评为“优秀民兵干部”。

随着我们弟兄姐妹们的先后出世和成长，饭量也越来越大，家庭的负担也越来越重，父亲逐渐从村领导的岗位上退了下来。虽然没有担任村里的职务，但他非常关心村民的生活，经常与新上来的村干部交流思想，谈个人看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父亲带头落实农村各项经济政策，带领农民发家致富。当国家要求土地承包到户的时候，不少吃惯了大锅饭的村民思想有些想不通；也有的村民对分到手的土地有些挑肥拣瘦，矛盾重重，火药味十足。组长因为推动不了工作而被迫辞职。此时的父亲，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身份，挑起了这个重担。为了土地早日分到农户，他上门上户逐户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很快就得到了村民的拥护。父亲也因此多次被中共瑞昌县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并当选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父亲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他虽然是一名全国民兵英模，但他的身份一直是农民。即便是他担任大公社时期的民兵营长期间，他一直在抓生产劳动，落实劳武结合的国家政策，始终战斗在劳动的最前线。除了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实在无法下地劳动了，才被家人送进了医院。尽管住进了医院，但他仍然关心田地里的庄稼以及老百姓的生活。

在我们兄弟姐妹的记忆里，父亲慈眉善目，为人随和，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这些孩子；他与人为善，与世无争，邻里间谁家有困难，他总是第一个出手帮助，深得广大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1988年11月，55岁的父亲突然感到身体不适，经医院诊断，父亲患有肺气肿和风湿性心脏病。医生告诉我和家人，父亲的病与他长期风里来雨里去的工作有关。父亲患病期间，受到了时任瑞昌县委书记严春忠、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洪源、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柯亭依等领导的关心和照顾。1989年6月28日，父亲在瑞昌县人民医院因病抢救无效，与世长辞，走完了他那只有56年、光荣而又平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