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信息报（本报记者 朱淳兵 本报江西信息采集中心 余振华 摄影报道）6月14日，本报报道了“江西九江发现一册《永乐大典》 商家从瑞昌一农妇手中购得”一文，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极大关注，该文先后被国内多家新闻网站所转载，点击量更是突破100万，单《今日头条》就突破40万。

该文发布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广大网友围绕围绕这册《永乐大典》的“真”与“伪”问题众说纷纭。该报道同时也引起了九江市历史学会会长、九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组成员、政协九江市文史委原副主任、正高级研究馆员、原九江市图书馆馆长熊学明的关注。并通过媒体联系上了这册《永乐大典》的持有人翟晶晶女士。6月22日下午，记者围绕这册《永乐大典》的“真”与“伪”问题，在九江图书馆采访了熊学明先生。

1949年出生的熊学明，长期在九江市图书馆工作，担任馆长20年，从事图书馆工作40年，对图书馆学、古籍版本、九江地方文化都有一定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九江史话》、《宋刻<邵尧夫先生诗全集>考述》等多种著述，为图书馆、文博单位、档案馆及个人鉴定了多种有价值的古籍图书。退休后应聘编纂《九江市志（1991-2010）》、《九江工业史》等。

熊学明告诉记者，自从看了这篇报道后，他对这册《永乐大典》表现出极大热情，先后三次约见翟晶晶女士，最后一次才见上面。

在九江市图书馆二楼大厅，熊学明对这册《永乐大典》反复进行认真的认证，用卷尺反复测量封面上印章的长度与宽度，态度十分严谨，并现场对自己的一些看法与记者进行了交流。

熊学明告诉记者，从这册《永乐大典》的书套皮质来看，正面平整，内面粗糙毛茸，周边有对应的穿线孔，用蔴线穿孔扎系。书套正面粘贴黄纸，中间有“永乐大典”字样，左右为“天下至上圣品，古物钦定入库”字样，上下盖有六枚印章。“其中‘御书房鉴藏室’，印色厚重清晰，根据资料显示，此印章系乾隆、嘉庆两帝常用玉玺。”熊学明先生表示。

熊学明先生告诉记者，从栏格版式上看，此书框高23cm，宽14cm，四周双边，八行，大字单行，小字双行，明代特征明显，字的最大特点是横细竖粗。版心上下粗黑口，上鱼尾下题“永乐大典卷一万九千六百三十六”，下鱼尾中注明页码。纸张为毛边纸，纸质较好，刀法有明末特征，着墨多数均匀，个别有深浅之差。

“从装帧形式看，该书为典型的经折装，单面文字，用硬纸板托衬，共10页。书皮表面系绢织物，内为硬板纸，左上方题‘永乐大典’，右上方小字两行‘一万一千一百三十六册’字样。书高27.8cm，宽19cm，厚4cm。”熊学明一边用卷尺测量，一边告诉记者。

熊学明先生又将这册《永乐大典》与现存抄本进行比较，认为《永乐大典》采取按韵与分类两者相结合的编纂方法，即依照《洪武正韵》的韵母，每个单字下注该字音韵，训释和它的篆、隶、楷、草各种书体，再依次把有关天文、地理、人事、名物、诗文词曲随文收载。

“早在2001年，我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国际图联大会，参观了哈佛大学图书馆馆藏中国古籍善本，其中见到了《永乐大典》，就与网上所载的版式基本相同。”熊学明说。

熊学明告诉记者，这册《永乐大典》属于木刻本，虽然有10页文字，但是难观全貌，但从内容及格式上与抄本基本一致。但刻印质量及书品都难以与皇家的“抄本”相比。“这册《永乐大典》应该是某个机构或者某个人所刻，不存在造假问题，肯定是《永乐大典》中的一部分，这种木刻本如果造假的话，成本特别大。此书的笔锋也符合明代的特征。”熊学明说。

“早在民国时期，四川就有人尝试刻《永乐大典》。要刻这样一部大典，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情况，有人准备刻，后来放弃，或者刻了其中一部分，后续没有跟上来，结果中断了。再比如四川藏书家傅增湘，1926年就刻了《永乐大典》其中的一部分。”熊学明告诉记者。

“这册木刻本《永乐大典》的出现，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我们去关注：第一是综合史料记载《永乐大典》只有抄录的正本和两套副本，并无刻本问世，此书的发现，无疑是填补了一项空白，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第二是此书是由何机构或某个人在何时所刻？其初衷是“传承之需”还是“金钱之要”？第三是此书装帧特殊，是否反映当时社会某种价值取向；第四是继1975年原星子县发现《宋版古籍》后，今年又在瑞昌发现木刻《永乐大典》，是偶然？还是见证九江文化底蕴的必然？凡此种种，都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熊学明说。
     针对文史上记载，《永乐大典》共有“一万一千零玖拾伍册”，而这册《永乐大典》封面上有“一万一千一百三十六册”字样问题，数字与史载不符。“这册《永乐大典》，可以肯定不是皇宫里所出的正版《永乐大典》，数字上对得上号与对不上号没有实际意义。正本是抄本，这册《永乐大典》属于木刻本，估计是民间所刻，与造假没有关系，但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熊学明最后表示。